正如梁日明（Lawrence Liang）、普拉尚·艾扬格（Prashant Iyengar）和吉蒂 ·尼查尼（Jiti Nichani）在《亚洲共同体意味着什么》（What Does an Asian Commons Mean）一文中所称，“文化实践不太在意边界，甚至会在跨越之时破坏它。”据此，促生本展览的地理指称会遭人质疑，因为只有实践才能界定并不断重组地域、归属和关系。在出版和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这些实践都以动词来完成关键描述：我们制作物品，一起工作；我们成为；我们穿过针眼、边界和压抑。在英文中，点句符是“bullet point”或“bullet text”，按照字面翻译回来就是“子弹点”，可以说，“字弹”就是要点上我们觉得重要的实践，因此将五个自出版小组的实践汇聚一堂，以视觉方式呈现别样视角，置换固定语境脉络。共同体不应被误读为另一块领地，而是一个穿行于既定史册和法令之中、但不受其约束的定位。“南方”和“东方”并非依中心而定的方位，而是行进中具有穿透性的力量。其实，制作书籍并非是曼谷的“涨潮（Namkheun）还有吉隆坡的“街头书坊”（Buku Jalanan）的核心工作。反之，翻译实践以及公共领域的阅读和写作诠释了半自主出版的可能性。而年轻团体“中国留学生小组”由来自各地的学生组成，他们改变了校园内外印刷品提供信息、触及心灵和改变想法的方式。来自日惹的“独立小志派”（Indisczinepartij）和“新悲观主义”（New Pessimism）则很熟悉出版和小志制作，他们通过具有反思性的研究型实践 对印刷媒介进行探索。“独立小志派”还深挖印尼小志文化史，并在本次创作中对自我集体实践进行反思。“新悲观主义”质疑印刷媒介和知识生产的物质性，在“东南黑书众”项目的委托新创中，他们以这些疑问，撬开教育这
一知识生产的最基本形式的潜力。我们应记得，大学校园的边界也需要不断更新。借用伊里特·罗格夫（IritRogoff）对地理学危机的描述，在这个“羸弱之土”（terra infirma）的时代， 我们重新界定边界，从而更好地在边界相遇。
文：展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