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厘岛——雨林外的艺术与世界”由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与新美术馆学研究中心联合策划,是学院开展国际艺术交流的重要实践,也是广美美术馆近6年来持续组织东南亚相关展览的延续,凝聚了策展团队关于东南亚美术与全球艺术网络的多年研究成果。
我们邀请您不仅作为观众,更作为一名观察者走进展厅。展览的叙事脉络从文献梳理和历史溯源出发,一直延伸至当下的当代艺术创作。它讨论的是一段跨越时空的视觉构建:从墨西哥艺术家珂佛罗皮斯(Covarrubias)开启的对东南亚作为异质文化的初始想象,到关山月、王兰若等中国艺术家的南洋写生实践,再到陈文希、刘抗等东南亚当地艺术家在巴厘岛对区域文化认同的图像塑造。这些艺术家的跨国艺术之旅,共同构成了东南亚视觉艺术演进的底色,并最终归于当代视角下的图像重构。
但实际上的思考过程恰恰相反。我们在当代艺术关于东南亚的讨论中碰触到问题,从而开启了一场逆向的探寻。在这场回溯中,我们重新发掘发轫于美洲、东亚及东南亚本土的艺术行旅,将其视为本次展览聚焦的核心线索。尽管艺术家们背景迥异,却都与东南亚产生了深刻的精神联结。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艺术家彼此之间更有着超出预期的交往痕迹与思想互鉴,共同构成了一张远超区域边界的艺术交流网络。这些行旅因此不再是孤立的案例,而成为反映时代脉动的独特样本,构成了一系列观察历史的闪亮点。
我们将这些跨越时空的片段重新组合为这个展览,并期待与您共同探讨:当我们将亚洲与全球的现代主义进程置于同一网络观察时,中国与东南亚的艺术互鉴,是否能为我们理解“非西方现代性”提供一份新的答案?这种基于地缘与历史的互鉴,也必然将我们的思考引向更广阔的全球化图景与世界联系。
探索“雨林之外”,是为了超越对东南亚长期以来的视觉固化想象,看见一个真实、复杂且流动的东南亚。这不仅是为了深化对东南亚的认知,更是为了在这面我们姑且称之为“他者”的镜子中,重新审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独特方位与宝贵经验。
我们的展览立足中国,而其中所探讨的话题与视角,在更广阔的世界语境中同样具有共鸣。我们期待通过这一在地的思考,激发来自不同角度、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跨文化认知与思想激荡。






第一部分:
视觉符号的建立
——珂佛罗皮斯与全球视野
本板块聚焦墨西哥艺术家米格尔·珂佛罗皮斯(Miguel Covarrubias)的创作历程。珂佛罗皮斯的“他者”视角,并非居高临下的审视,而是一种基于平等互惠的“文明转译”。他以局外人的清醒,精准地捕捉到了异质文化中被主流叙事掩盖的现代性强力。作为一位在纽约成名、却始终保持这种积极“他者”视角的现代主义分子,他在美洲、亚洲与欧洲之间,织就了一张跨越国界的艺术网络。1930年与1933年,他两度往返巴厘岛,并在此过程中深度介入中国文艺界。这不仅是一段旅行轨迹,更是他从一名尖锐的漫画家转化为文明转译者的记录。这种跨越国境的早期实践,为当下关于“全球南方”主体性的讨论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历史参照。

一、纽约:世界舞台与平视的眼光
珂佛罗皮斯(1904-1957)出生于墨西哥。1923年移居纽约后,他凭借极具张力的现代主义线条革新了漫画形态。他不仅是视觉实验的先驱,更是一位带有左派色彩的社会观察者。通过对美国总统、好莱坞名流等权力阶层辛辣的讽刺、变形夸张与睿智的幽默感,他凭其封面及插画创作,在《纽约客》与《名利场》中确立了自己不可替代的叙事地位。不同于居高临下的观察者,他在成名之初便深度参与了“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将非裔文化的生命律动推向主流视野。这种在社会边缘培养出的平视与共情,使其能以精准的视觉手术刀解剖权贵,同时记录下被遮蔽的文明活力。这种拒绝“欧陆中心化”的审美自觉,也为他后来在上海与巴厘岛的深度探索埋下了伏笔。



二、上海:现代主义的另一种路径
1930年与1933年,珂佛罗皮斯在往返巴厘岛途中两度经停上海。凭借在纽约现代出版界积累的声望,他迅速进入了以邵洵美、张光宇、叶浅予为核心的文艺圈层,并游历北平、苏州等地。这种深度介入中国现实的行动,使其从上海的摩登出版界跨越至北平的戏曲舞台与江南的市井写生。通过对戏曲程式与传统线描的考察,他敏锐地提炼出中国视觉文化中蕴含的现代性潜力,并将其与现代装饰语言融合。这种跨文化的视觉实验,不仅为其后续创作积攒了素材,也为当时的中国漫画界提供了一套既具摩登感又保有民族风骨的艺术路径。


三、巴厘岛:世界主义视野下的符号建构
抵达巴厘岛后,珂佛罗皮斯完成了从“旅人”到“文明转译者”的跨越。在照相机尚未普及的年代,他深入岛屿生活的褶皱,捕捉椰林光影、妇女劳作及舞者韵律,帮助世人通过“眼睛”直观地认识了巴厘岛。1930与1932年的两次深入,使他彻底完成了这一角色转变。1937年,其巨著《巴厘岛》在纽约出版,这本以跨越艺术与人类学视角创作的著作,重新定义了该岛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他避开了传统西方的居高临下,以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将巴厘岛的宗教仪式、日常劳作与舞蹈美学,转化为一套能够被全球感知的现代视觉图谱。这是巴厘岛符号化的重要节点,也是20世纪亚洲文明进入全球视野的重要时刻。
不同于庸常的热带符号罗列,除了书中严谨的文字调研,他更创作了海量的速写、素描及油画。这些独立的艺术实践,是他作为现代主义分子对文明多样性的深刻重构。虽然这种“化繁为简”的视觉提炼有时显得过于表面化,甚至带有某种异国情调的底色,但他以超前时代的眼光,将真心的关怀封存于图像之中。从其后的关山月“南洋写生”到刘抗的“巴厘探索”,后世艺术家不断在此基础上深化理解。这并非刻板印象的堆砌,而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视觉认知接力。


四、归途:珂佛罗皮斯的中国情缘与文化使命
在纽约名利场成名并历经欧洲现代主义洗礼后,珂佛罗皮斯将目光投向东方。他先后深入中国与印尼,试图在异质文明中寻找某种共通的生命逻辑。1940年回归墨西哥,他从观察世界的“旅人”转变为本土文明的守望者。作为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研究与策展的核心人物,他致力于梳理美洲文明的根脉。这种基于多重文化坐标磨炼出的“世界主义眼光”,让他得以重新审视家乡的文化价值。
1948年,他受邀为同样对中国感情深厚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Pearl S. Buck)所翻译的《水浒传》(All Men Are Brothers)绘制插图。这次合作不仅是文字与图像的交融,更是两位“世界主义者”的智识共鸣。他在梁山好汉的形象中,或许找到了与墨西哥革命叙事相通的原始生命力与反抗精神。在晚年,他参与发起墨西哥中国友好协会(Sociedad Mexicana de Amistad con China Popular),见证了在冷战阴影下,中墨艺术界在现代性探索道路上的守望相助。珂佛罗皮斯的遗产不仅在于视觉符号,更在于他开启了一种基于平等互尊、跨越意识形态的全球文化对话范式。



第二部分:
亚洲视野下的南洋画事
珂佛罗皮斯1930年代在上海的短暂驻留,及其与叶浅予、张光宇等中国艺术家的交往,虽只是其全球行程中的一站,却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印记。正如张光宇所言,不少中国艺术家正是通过珂佛罗皮斯才得知巴厘岛的存在。十余年后,中国与新加坡艺术家相继踏上南洋写生之旅,以各自的视角重构东南亚的视觉形象。本板块汇集了20世纪40至50年代中国艺术家的南洋足迹,以及新加坡华人艺术家赴巴厘岛寻访创作的历史叙事。不同于19世纪西方艺术中常见的火山、猛虎等“异域”奇观,这一时期的艺术家们凭借相似的跨国现代教育背景与文化根脉,在亚洲内部建立了深度的互动。他们通过水墨、油画与速写,将热带风物从单纯的感官记录,转化为具有文化深度的视觉表达。这些作品不仅呈现了热带景象之美,更折射出地缘政治与文化经济的变迁,见证了该地区从“南洋”概念向“东南亚”主体认知的时代转向。

一、关山月与王兰若:南洋写生的艺术实验
1947年,关山月与王兰若结伴南下,遍历泰、马、新等地,他们带着探索精神,尝试用传统的中国画笔墨去捕捉热带的异国风情。在他们的笔下,南洋的烈日、暴雨和茂密的丛林,不再只是单纯的风景,更是中国艺术开始“向南看”、拓宽视野的重要尝试。这种“向南看”的行旅,植根于当时东南亚主要城市中活跃的华人社群网络。这种艺术转向在1940年代或许并非偶然:关山月早年因在港澳举办抗战画展,与叶浅予、张光宇等受珂佛罗皮斯影响的漫画家建立了紧密联系;而关山月于1946年举办了“西南西北纪游”展览,这种去边疆写生的热潮,也启发了岭南艺术家将视野由内陆边疆进一步向南延展,将南洋视为探索艺术现代性、重塑地缘认知的又一重要空间。





二、新加坡四画家:巴厘岛写生与区域认知的建构
1952年,陈文希、钟泗滨、陈宗瑞与刘抗四位定居新加坡的画家远赴巴厘岛,这场写生之旅成为东南亚现代艺术史里程碑。这四位艺术家均毕业于上海的美术院校,当时在新加坡不同的华文学校担任美术教师。他们在巴厘岛的创作,尝试将从中国艺术中习得的线描、写意精髓与西方现代的光影、色彩技巧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兼具地域特色与国际视野的视觉语汇。 由巴厘岛写生所触发的“南洋风格”,反映了二战后东南亚各国在相继独立的背景下,开始从本地视角描绘本地题材的尝试。
这种符号的影响力随后跨越了绘画边界,进入流行文化领域,从潘秀琼演唱的《巴厘岛之歌》到由印尼民歌改编、广为流传的《划舢舨》(Dayung Sampan,中文改编版为《甜蜜蜜》),这些不同形式的艺术交集,皆是在不同艺术领域中对“东南亚”这一地理与文化意象的持续展示与想象。
值得一提的是,如同热带鱼为水墨画增添了热带题材,陈文希绘制的热带猿猴也将中国文人画意趣与南洋生机融合,其意象与钟泗滨的《晒咸鱼》画面同时出现在1999年发行的新加坡五十元纸币上,完成了从艺术创作向国家标志性视觉符号的演变。




三、跨国联结的艺术网络与在地深耕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形成了一张由华人艺术家、美术院校、艺术社团共同构建的活跃交流网络。“双重艺术底色”是这一群体最鲜明的创作标识,他们既在中国接受过系统现代艺术训练,深植东方文化根脉,又通过留学欧洲或系统钻研西方艺术体系,主动吸纳现代艺术创作观念与技法,在跨文化视野中形成兼具民族性与国际性的艺术表达。他们的创作实践证明,扎根本土经验与拥抱全球视野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可以共生共融。
作为这一网络的核心参与者,杨曼生、林学大、李曼峰、刘抗、陈文希、张荔英、陈宗瑞、钟泗滨、范昌乾等南洋在地艺术家,与黄独峰、罗铭、刘海粟、周碧初、徐悲鸿、张大千、叶浅予、符罗飞、司徒乔、黄尧等游历东南亚的中国艺术大家,形成跨地域创作共同体。他们跨越国界的艺术对话与数十年交谊,是“双重底色”的最佳实践注脚;通过发起美术研究会、举办主题展览、创办南洋美专等机构,将“东西融合”的创作经验传递给后学。
本展呈现这些艺术家的故事,既是为了追溯这段艺术交融史,更是为了展现他们如何以多元媒介与双重文化视角,将东方审美意趣注入南洋日常图景,共同参与并形塑东南亚地域文化身份的视觉建构与公共认知。





第三部分:热带符号的当代拓展
20世纪末至今,东南亚当代艺术家转而审视“巴厘岛”乃至雨林等文化符号,探讨其在当下语境中的解构与重构。从珂佛罗皮斯的异域凝视,到南洋写生的东方视角,再到当代的批判性介入,三个时期的艺术实践构成了热带符号的跨时空对话。艺术探索已超越椰风、胶林等“雨林”式表面叙事,深扎于后殖民、性别、生态危机与身份认同等议题。在此,蜡染、民俗或本土神话不再是异国情调的点缀,而是介入公共表达的工具。本部分旨在呈现当代艺术如何促使东南亚从“被观看的客体”转向“主动发声的主体”,并在全球化浪潮中,重新定义自身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中的位置。

一、传统符号的现代演变和本土视角的区域想象
从蜡染花纹、民俗图式到雨林灵性,东南亚本土视觉元素在艺术重构中,已沉淀为当代身份认同的基石。马来西亚艺术家戴懋龙(Tay Mo-Leong)通过对传统蜡染工艺的提炼,将其转化为现代抽象纹路,在扎根半岛日常的同时,揭示出东南亚多元文化中共享的传统底色。
这种符号的跨国共鸣,在新加坡航空的制服设计中实现了全球化转换:蜡染纹样不仅是文化图式,更标志着本土传统向国家品牌符号的主体性转换。然而,当生活场域从雨林转向都市,后现代的局促感随之而来。大型装置《麦无笼》(MacBoCage)以鸟笼隐喻密集的现代栖居,折射出当代人的生存境遇——在此语境下,原生雨林被高楼秩序取代,热带记忆演变为数字化的“生活像素”。
与此同时,印尼艺术家 Heri Dono 将传统神话转译为犀利的当代叙事,回应社会现状。这种多元符号的交织,在“东盟回响”音乐会中实现了感官化的集结,通过对各国服饰与乐器的重组,跨国合奏的旋律尝试在当代语境下,塑造一种基于“东南亚一体”的情感认同与社会想象。







二、雨林外的社会现实与当代反思
在热带符号与奇观表象下,跳动着真实的社会脉搏。本单元剥开“雨林”的异国情调,直面当代艺术的批判性介入。新加坡艺术家许振第(See Cheen Tee)以木刻为笔,在疾苦与憧憬间镌刻民众生活的集体记忆。
这种对本土现实的观照,正从视觉记录延伸至生态审视与身体实践。赵仁辉(Robert Zhao Renhui)将雨林视为城市生态的隐秘支撑,审视自然与人类的微妙联结。“艺术家村”(TAV)及其成员许元豪(Koh Nguang How)则以行为艺术记录演化为“都市为何无鹅肉”的日常诘问,将生活碎片转化为深刻的社会思考。
东南亚艺术家的关注视角从本土走向全球。巴厘岛艺术家 Ines Katamso 从建筑废墟中提取颜料,揭示生态破坏与消费主义的双重挑战。泰国艺术家 Rirkrit Tiravanija 以竹钢鸟笼隐喻上海等大都市的摩天大楼。这标志着东南亚艺术开始超越国界,通过捕捉现代生活里共同的局促感,将东南亚现代化的阵痛,最终转化为“全球南方”的集体共鸣。
跨越年代与媒介,社会关怀始终是东南亚艺术的生命线。在雨林之外,一个跨地域的文化共生体正在持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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